二姐比我大三岁,因为上面还有大姐,家里都盼着我母亲能生一个儿子,所以二姐的出生并没有让家里人高兴起来。偏偏二姐小时候体弱多病,又爱哭,因此二姐没有得到多少宠爱。后来我出生了,看着家里有了男孩,全家人都欢天喜地,对我宠爱有加。二姐加在我和大姐中间,显得更加多余了。

记的小时候二姐的鼻子里经常长一种小疮,家里买不起药,母亲就找来偏方,是用藕片和一种什么东西做成的药膏,我经常在窗台上看到那种黑乎乎的东西。母亲经常用棉签蘸着一点药膏给二姐往鼻孔里抹药膏。听母亲说二姐小时候一次得病,需要到公社里去打针。因为父亲不在家,母亲让奶奶去找人套个车去送,奶奶不管,母亲只好抱着二姐步行去到八里地远的公社里去给二姐打针,连续去了很多天二姐的病才好。因为总是往胳膊上打针,二姐的胳膊上肌肉有点受影响,到现在还凹下去一块。还记得一次二姐得病躺在炕上,什么也吃不下。母亲在旁边心疼地看着二姐,问想吃点什么,二姐迷迷糊糊地说想吃苹果。母亲没有一点钱,去给奶奶要钱,奶奶一分钱也没有给。母亲没有办法,正在掉眼泪,一个邻居来串门,看到二姐可怜的样子,给了母亲几毛钱,母亲才出去给二姐买来一个苹果。结果回来又给我分了一块。

二姐长大一点了,我就经常跟在二姐后面去玩。那时候农村没有什么好玩的,小伙伴们就学着戏里的样子练习倒立、翻跟头、劈叉。二姐聪明伶俐,学什么都快,这些一学就会。看到戏曲演员头上带的珍珠、宝石头饰非常漂亮,姐姐很羡慕,但是我们不知去哪里买那些东西,二姐就找来烟盒里面的锡纸,剪成一条一条的,然后用彩色的丝线缠在宽宽的发卡上,明亮的锡纸错落有致地露出来,形成美丽的图案,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亮光,很漂亮。二姐经常带着那样的发卡去上学,回来还站在镜子前照来照去的。可是二姐的右边脸上有一块黑色的记,所以二姐照镜子的时候总是侧过脸,只照左边脸。

二姐性格好强,什么事情也不落在人后,因此在外面经常跟一些小朋友有些冲突,很多人都跟母亲说:“你家的二妮真厉害啊!”但是二姐从来不会欺负别人,只是在别人主动挑衅的时候二姐才会跟他们厉害。记的上小学时,我跟二姐都在我们村的小学。一次一个高年级的男生欺负我,正好让二姐看见了,二姐马上过来骂那个男生,那个男生上来要打我二姐,二姐就毫不示弱地跟他撕打起来。二姐当然打不过那个高个子的男生,二姐受了伤,放学回家时走路一瘸一拐的。但是那个男生后来再也不敢欺负我了。记的二姐曾说:“我要是干什么非得干好不行!”二姐做事情总是又快又好。

那时候农村的孩子上大学的极少,女孩能考上大学的就更少了,所以很多学生上到初中就不再继续上学了。二姐初中没有毕业的时候,跟好几个小姐妹商量好了不再上学了。回来跟父亲母亲说了以后,父亲郑重其事地跟二姐说:“你自己想好了,可别后悔,以后也不许埋怨我们。”父亲母亲都是读过书的人,知道知识的重要,他们其实还是希望二姐继续读下去的,但是二姐决心已下,说:“我不后悔!”就这样,二姐不再读书了。

就在二姐不再读书的时候,我弟弟出生了。二姐就整天看孩子,好像一个小保姆。二姐每天抱着弟弟出去玩,带着弟弟去赶集,给弟弟买玩具、买衣服、照像。二姐有时候也照像,有自己一个人的,也有跟小姐妹一起的,但是二姐的照片没有一个是正面的,都是侧着脸,正好照不到右脸上那块记。家里人很多次讨论过要去医院给二姐把脸上的那块记做掉,但是又总是犹豫不决。记的爷爷说过很多次:“问过医生了,医生说就怕把外面那层皮弄掉了,里面的肉也是黑的也是不行的。”因此,二姐脸上的记就一直长在脸上。

二姐除了看孩子,农忙时也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。那时候家里分的地很多,总共有二十亩。二十亩地每年都种上十几亩棉花,几亩小麦和玉米。棉花是很费事一种农作物,从棉花苗一出土就开始忙活,需要剔苗,打药。大姐、二姐还有父亲母亲背着几十斤重的药桶给棉花打药,雾状的药水喷洒着。打完一桶药从棉花地里走出来时,衣服都被药水湿透了。棉花长高一些了还要打叉、掐尖,打药更是不能停,几乎一两天就要打一次。等到拾棉花的时候,大姐二姐还有父亲母亲都在腰间系一个大包袱,把摘下来的棉花放在包袱里。那时候二姐和高考落榜的大姐每天天一亮就下地,除了吃饭的时间几乎都在地里劳动,晚上差不多天黑了才回家。大姐二姐好像从来都不知道累,每天下地干活都说说笑笑的,还经常带着家里的一个大收音机,把收音机放在地头,音量开到最大,一边听歌一边干活。

农闲的时候,二姐就跟小姐妹们一起学裁剪。二姐还无师自通学会了用缝纫机绣花。二姐买来丝线,把枕套什么的放在缝纫机上,连草图都不用画,一会就能绣出好看的牡丹花,那时候我家的枕套上全是二姐绣的花。后来经常有邻居来找二姐给他们的枕套、小孩子衣服什么的绣花,二姐总是爽快地答应下来。

农活、